简牍证秦县 苻关溯古江一一读赵永康《“江阳”与“苻”皆为秦县考》有感

肖大齐

  长久以来，《史记》《华阳国志》载汉景帝六年置江阳侯、汉武帝元鼎二年设苻县，学界多据此判定泸州、合江置县始于西汉，合江历史纪年亦定格于公元前115年。赵永康先生《“江阳”与“苻”皆为秦县考》接续任乃强先生学术脉络，熔传世文献、出土简牍、田野考古、地理沿革于一炉，层层考证、多方互证，确凿坐实合江古苻县为秦代所置，彻底更新川南政区建置旧说，为合江千年古县溯源立下关键学术佐证。

  此文最大亮点，是以二重证据法搭建完整证据链，夯实“秦置苻县”立论根基。

  其一梳理古籍沿革规律，辨明旧记局限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惯例以秦旧县列于前，江阳、苻县与僰道、武阳等秦代古县同列犍为郡前列；结合秦灭巴蜀设四十一县、汉分巴蜀置犍为广汉的史实，若苻、江阳二县迟至汉代新设，则“分巴割蜀”之说无从落地。再从地缘区位剖析，苻县地处赤水河汇入长江的安乐水会，古巴国早已设立苻关管控川黔商贸通道，司马错浮江伐楚必经此地，军政、水运需求注定秦国必先于此设县，从逻辑层面推翻汉始置县的传统观点。

  其二依托出土简牍文物，补足实证短板。任乃强先生早年首倡江阳、苻为秦县，却受考古材料限制缺少直接物证。赵永康先生引入里耶秦简、张家山汉简两大一手史料：里耶秦简清晰书有“江阳”县名，是秦代官方文书直接佐证；吕后二年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记录江阳县令官秩六百石，汉承秦制、初年未新添县邑，足以证明江阳秦已建县。江阳、苻县同为长江河口要地，置县逻辑相通，江阳秦简史料可旁证苻县同起于秦；加之合江枣林桥出土战国兵器，印证先秦此地已有驻军，与苻关边防重镇定位相互印证，文献与文物双向互证，让秦置苻县由推论变为确凿史实。

  其三兼顾金石方志，还原秦汉苻县社会全貌。文章不止考证建置年代，更系统梳理先秦苻县疆域、基层制度与经济风貌。古苻县辖境广阔，囊括今合江、叙永、古蔺及黔北多地，是秦经略夜郎、滇地的门户；借江阳汉阙铭文，印证川南边地户口稀少、县官称“长”的秦汉县制；依托富世 盐井、伯涂鱼梁记载，还原本地盐业兴旺、商贾云集、望族把持乡政的社会图景。考据不局限地名沿革，更铺展完整区域文明图景，让秦苻县不再是单薄文字记载。

  此文更深远价值，在于重塑合江历史坐标。旧说以元鼎二年为合江置县之始，此文将本地建县史前推近百年，证实合江为先秦巴郡古县，是秦代西南郡县体系重要节点。苻县的设立，清晰展现秦国郡县制度向西南边疆延伸的完整脉络，填补巴郡南部早期政区研究空白。对合江本土文化而言，“秦置苻县”的权威结论，大幅增厚“千年古县”历史底蕴，为挖掘苻关边关文化、赤水航运文化、井盐商贸文化提供坚实学术支撑。

  通篇观之，赵永康先生治学审慎公允，既不否定古籍西汉置县记载，而是厘清史书所记为侯国、定名时间，并非县治初设；传承任乃强先生研究根基，又结合当代考古新成果完善论证，承前启后、推陈出新。行文考据严谨，又饱含乡土情怀，将政区、地理、文物、制度融为一体，兼具学术深度与地方可读性。

  川南边地史料留存匮乏，古县沿革历来争议颇多。赵永康先生这篇考辨力作，以翔实史料、缜密考辨敲定秦置苻县核心结论，厘清合江两千余年建置源头，既是巴蜀地方史研究重要成果，也为合江深挖城市文脉、传承历史根脉提供无可替代的学术依据。赤水长江交汇之处，千年苻关古县，自此拥有清晰厚重的先秦历史源头。

附: 赵永康《“江阳”与“苻”皆为秦县考》原文

“江阳”与“苻”皆为秦县考 

（《泸州通史》送出版稿第一章第一节第五目） 

    出自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的需要，秦国在今日泸州地区建置了江阳县和苻县。 

    苻县今为泸州市辖下的合江县。苻县设治“安乐水会”，亦即赤水河汇入长江的“巴苻关”。其后虽曾几度迁徙，而今仍为合江县的治城。对此，史无异说。江阳县的治所，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曰：“江阳县枕带双流 据江、洛会也。”①唐人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所言“江阳县，在东海”之说，乃是因为把汉代分别封于四川、山东的两个江阳侯混而为一了的缘故。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和辨析，另详本章第二节“江阳侯国”。 

  郡县之制，始于秦国商鞅变法，“集小都乡邑聚为县，置令（主官）、丞（主官的副职）。”②秦惠文王灭巴蜀而郡县之，分设巴、蜀、汉中三郡，凡四十一县。③史书对于泸州的记载，始于司马迁《史记》：“汉景帝六年（前 151）封苏嘉为江阳侯”；④又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：“苻县（今合江县。汉武帝）元鼎二年（前 115）置，治安乐水会。⑤”于是，人皆以江阳、苻县是汉朝才建置的，泸州有确切纪年的历史，也就从这一年开始。。 

    任乃强先生通过考证科学指出，“江阳”与“苻”皆为秦县： 

  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县序，一般是旧（秦）县前列，（汉）新置县和新从别郡划入的县后列……（江阳、苻县隶属犍为郡，）犍为郡的县序为：“僰道、江阳、武阳、南安、资中、苻、牛鞞、 

①（北朝·魏）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卷三三《江水一》，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本。 

②《史记》卷六八《商君列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 年第 2 版，第 2232 页。 

③《汉书·高帝纪上》：“二年二月，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，王梁、楚地九郡，都彭城。背约，更立沛公（刘邦）为汉王，王巴、蜀、汉中四十一县，都南郑。”杨守敬先生曰：此即秦三郡所领县数也。 

④《史记》卷一九《惠景间侯者年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 年第 2 版，第 1015 页。 

⑤（晋）常璩撰，任乃强校注：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卷三《蜀志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180 页。 

   南广、汉阳、郁䣕（Yù Mǎ）、朱提、堂琅。” 

    秦世巴蜀工商、矿冶与农牧都相当发达，水运极为重要，故大河会口建郡县较早，江州（今重庆）、垫江（今重庆市合川区）、枳（今重庆涪陵区）、僰道（今宜宾）、南安（今乐山）、武阳（今眉山市彭山县）皆是。“江洛水会”（长、沱两江汇合口）的江阳，“安乐水会”（赤水河与长江汇合之口）的苻，皆不可能无秦县。  广汉郡和犍为郡是汉割巴、蜀两郡辖县设置的。广汉郡中，郪与广汉皆可判为巴郡故地，余皆蜀郡辖县。犍为郡的武阳、南安、资中、僰道皆蜀郡故县，只有江阳与苻才可能为巴郡故县。如果说秦尚未设置此二县，那么，汉初“分巴割蜀以成犍、广”①这句话就不能够成立了。 

    这样，依据《汉志》的县序规律来分析秦县，四川境内的秦县共有二十八县，计蜀郡有成都……资中十五县；巴郡有……苻、江阳十三县。② 

据此，任先生明确指出： 

    江阳郡，因秦旧县名为称。治城在江之北岸，故曰 

   江阳。郡境则跨江之南北也。③ 

   作为对于任先生这一论断的支持,还可以补充： 

    1. 周赧王三十八年，（前 277），秦军自蜀郡浮江伐楚取黔中，置郡县。所经僰道、江州（今重庆市渝中区）、枳（今重庆市涪陵区）、朐忍（今重庆市云阳县）、鱼复（今重庆市奉节县）等两江合流处所，分别皆为秦县。江、洛水汇口处的“江阳”和长江与安乐水（赤水河）汇口处的“苻”，即使此前未曾置县，这次军事行动经过其地，也必然是要建置为县的。 

   2. 《汉书》：秦末“汉王（刘邦）王巴、蜀、汉中四十一县。”④

县名只有 19 个载在《史记》留传下来。江阳和苻，未必不是在此失载的 22 县之中。 

   3．苻县在江阳郡东二百里安乐水（赤水河）汇入长江之口。古巴国通夜郎商道，从安乐水入。经平夷（今叙永县赤水镇）至朱提转夜郎与滇。又旁循鳛水（今名习水河）以通于鄨（今贵州遵义），巴王设苻关于此，稽商贾，税货物，验符而后放行， 

①（晋）常璩撰，任乃强校注：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卷三《蜀志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14 页。 

②任乃强、任建新撰：《四川州县沿革建置图说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、成都地图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4 页。

 ③（晋）常璩撰，任乃强校注：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卷三《蜀志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 181 页。 ④《汉书》卷一《高帝纪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 年，第 28 页。 

2006 年，合江县城枣林桥基建施工出土的战国时期刀剑、斧、箭镞等兵器，证明当地早在秦军入蜀之前，已有军队驻扎。 

2006 年合江县枣林桥出土的战国文物 

（合江县文物管理所贾雨田提供） 

   基于以上事实和逻辑推论，继任乃强先生之后，陈世松、贾大泉主编的四川省“七五”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最终成果、1993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四川通史》；四川省委组织编写、赵永康执笔，2000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的当代四川丛书泸州卷《酒城泸州》先后认定，江阳与苻二县都是建置于秦。 

   踵旋其后出土的考古学材料，作为可信的历史文物证据，最后证实了江阳县建置于秦，是先秦古县。① 

   1．2004 年湖北省江陵县（今荆州市荆州区）张家山 247 号汉墓出土的吕后二年（前 186）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竹简第 453 号：“江阳、临江（今重庆市忠县）、涪陵（今重庆市黔江区）……秩各六百石，有丞、尉者半之。②”这就是说，早在那以前，“江阳”就已建置为县。“汉承秦制”，国初郡县相沿不改。其时距离《二年律令》颁布只有16 年，还未新置有县。 

   2．2006 年湖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发掘里耶古城出土的 9—628号《里耶秦简》：“ □士五江阳闲阳痤 到亟更卜（?)□”，③简文有“江阳”。 

①感承四川大学彭邦本先生告知张家山汉简信息，乃得查明泸州盖为秦县，谨此敬表谢忱。 

②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：《张家山汉墓竹简（二四七号墓）》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196 页。 

③湖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等编著：《里耶秦简发掘报告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06 年，第 645 页。 

☑到亟更旧口☑□士五江隔阴隔痤 

《里耶秦简》书中的 628 号里耶秦简（左）及其译文（右）图 (犍为县罗家祥翻拍) 

（释文凡例： ，残断缺失的简文处；□，无法辨识的简文；字外加□，存疑的简文）

①武汉大学陈伟校译： 

江阳，县名。《汉书•地理志》属犍为郡，治所在今四川省泸州市。《二年秩令•秩律》亦见。 

闲阳，里名，属江阳县。痤，人名。

② 这就从文献、文物和逻辑推理三个方面，证明了任先生关于江阳与苻皆为秦县的判断，得到学人普遍认同。 

   江阳、苻县建置的具体时间，史无明文。但从古巴国已有苻关，而且地当秦将司马错浮江伐楚必经之道，以及公元前 221 年秦王朝统一全国，已在其公元前 316 年灭巴蜀而郡县之的 95 年之后等诸多因素分析、综合，江阳与苻二县建置的时间，当在全国统一以前。也就是说，江阳、苻县皆为先秦古县，而泸州行政建置的历史，相应也应当从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的先秦时代算起。 

   先秦江阳县的领域，大体相当于沱江中下游的今日内江以下，包括威远、富顺和自贡；长江流域的今日江安、泸州段，包括长江以南的江安、兴文和长宁，西连僰道、东接重庆，境域辽阔，人户稀疏。 先秦的苻县设治赤水河口，境域包括大娄山以北赤水河中、下游的今合江、叙永、古蔺，贵州毕节、习水、赤水、仁怀，以及桐梓、绥阳，毕节、湄潭诸县的一部份。 

   秦汉年间，人口万户和万户以上的县，县官称“令”；少于万户，称“长”。1980 年 6 月成都市金牛区圣灯乡猛追村基建施工中发现的 

① 致排版老师：这张图片意义重大，不要改小。 

②陈伟主编：《里耶秦简牍校释》（第二卷），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18 年，第 166 页。 

   “江阳汉阙”刻石，镌有“永元九年七月己丑，犍为江阳长王君平君字伯鱼□□”铭文。①“永元”是东汉和帝的年号，时当公元 89—103年。据是可证直到东汉时期，江阳县由于僻在南徼，人户稀疏，县官还只是“长”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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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阳汉阙拓片（泸州市博物馆晏满玲提供） 

  县官（无论其为“令”为“长”）的职责，主要是在自己的县尽力维护法律和秩序，登记人口及财产，收税，监督季节性工作，为防备天灾而存贮粮食，动员、组织民众为国家服劳役，监督水利、道路等公共工程，履行祭祀和其他各项礼仪，考察学校铁活动，审判民事和刑事案件，等等。 

  县级政府分曹办事，有如现代的“局”和“科”。“曹”的数量，视各地情况而定。根据县的大小，设一至二名“尉”协助令（长）弹压、缉捕盗匪。秋、冬两季，县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修订人口、耕地、税收及各种费用的簿册，送呈本郡太守（主官）核实以后，与本郡其他各县的材料汇总，形成文书，年终上报朝廷，谓之“上计”。 

   县有县治。这些治所，未必筑有城墙。周围，是村庄和农田，县境的领土划分为乡，乡划分为亭，亭划分为里。这些单位由地方任命吏员治理。乡设“三老”，负责道德教化的引导；“游徼”负责治安；还有一名官员负责征税、劳役和司法，在五千户以上的乡，此官称为“有秩”，不足五千户的乡，则称为“啬夫”。亭设“亭长”，主要负 

① 高文、高成刚编：《四川历代碑刻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1990 年，第 10—11 页。 

   责维护法律和本亭的治安管理，同时负责维持邮亭，保证驿路和军事交通系统、国家公文传递系统的畅通。亭长的办公处所，既是驿站，又是捕役的住所。里设“里魁”。里的居民，每五户组成一“伍”，十户组成一“什”。每个人的行为，都由集体负责，一人犯法，“伍”“什”连坐。 

   秦汉之世，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，事实上很难严格区分。因为城镇里通常有一些农民居住，而农民的村庄，从外表上看，与城镇几乎也没有什么不同。作为最小的地方行政单位，它通常是由垣墙或栏栅包围起来的地区，有一个或两三个大门，住有大约一百户人家，单个户（平均约五至七口）围绕的地方，叫做“宅”。同一个里的居民，未必都是同姓。“里”，可以孤立地存在，但绝大多数是几个“里”构成一个“乡”，或者一个“县”。 

  乡、里都有供奉“社神”（土地神）和“稷神”（五谷之神）的祭祀中心，分别称为乡社和里社，每年春耕、秋收以及其他一些节日，定期举行隆重而欢快的社会祭祀活动，谓之祭社。参加祭社的人，都可分得一份肉食。这种宗教性的活动，很好地加强了乡、里的共同体精神，一直延续到明清以降。 

   “赐爵”是国家控制乡、里社会等级的手段。爵制为奖励功绩而设，始于战国，秦爵计分十八级，各有专名，如公士（最低一级）、不更（四级）、五大夫（九级），等等。商鞅变法，其“法曰，斩一首者爵一级。欲为官者，为五十石之官。斩二首者爵二级。欲为官者，为百石之官。官、爵之迁，与斩首之功相称也。”①只赐给立下军功的人。后来，取得爵位的条件逐渐放宽，比如向国家捐献粮食，也可以取得爵位。取得爵位，可以不同程度地免除劳役和税赋，还可以得到土地或官职的赏赐。爵位虽然不能世袭，但是同爵位与俱来的土地，是可以世袭的。这种制度，一直延续到汉代。汉代的爵，有二十个等级，其中最低的八个等级，可以授予里中除去奴隶以外的所有男子。每逢皇帝登基，改元，册立太子、皇后以及其他特别重大的庆典，皇帝都要授给所有十五岁以上男性一个或两个爵级。每次授爵，都要给已经得过爵级的人加级。因此，年龄越大的人，爵级也就越高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每一百户得爵人家的妇女，可以得到一头牛的肉和一百石（每石 2 升）的酒，还被允许举行一次“大酺”——盛大的宴会进行庆祝（前代粮食不丰，无故不得举行大的宴会）。一里不过百户。大酺在里社内举行，全里居民都可参加，都可分得一份酒肉。 

   这些新头衔的级别，决定了人们在大酺上的座次，与乎其后在里内的社会地位，以及附属于爵制的其他优惠，包括犯罪减刑、免除法定的劳役，等等。国家通过向里民授爵，在乡、里中建立起社会等级 

①（战国）韩非：《韩非子》卷一七《定法第四十三》，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本。 

   来统治农民，无疑是治理处于正式官僚机构之外的“里”的有效措施。在地方郡县，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吏，有最高层次的郡守和县令（县长），乡、亭之官，由地方政府酌情选任，而在最低层级的“里”，没有直接的官僚行政机构，也没有完全的自主权，其社会秩序，是由上述的爵制来控制的。 

  要而言之，“里”的农业居民是政府赖以建立的基础。“里”在秦国，是随着征服地区战败的敌人撤出，而把秦国自己的民众迁入而形成的。在巴蜀地区，蜀人整族南迁，秦国的移民、徙徒和迁虏大量进入所形成的。“里”是外来人口的多成分的集团，缺乏氏族的团结或任何的内部秩序，于是，秦王朝就给这样的新居民授以爵级，从而在乡里中建立起有利于国家统治的社会等级制度。 

   秦代巴蜀地区诸县令长的名字，一个也没传下来。江阳与苻二县历任令长的姓名，遂无可考。他们的作为和政绩，也概莫能知。巴蜀边地少数民族地区与县同级的“道”，其下不设乡、里。江阳、苻县地逼南夷，县下是否设有乡、里？也成疑问。然而可以确定的是，秦国时期，汉族移民已经进入江阳、苻县地区，以其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，促进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形成，推动江阳、苻县进入封建社会。其中“四姓，王、孙、程、郑。八族，又有魏、赵、先、周”①四姓八族”，更是以其文化和财力等比较优势，成为了这一地区的大姓，掌握了乡里亭邮政权。 

  江阳县和苻县的治所，皆在长江岸头，居巴、蜀水运之中心，扼交通往来之冲要，官使、商贾往来频繁，在商贸和当时的军事交通系统之中处于重要地位。社会、经济和政治，与当时巴蜀地区其分郡县同步发展。但是较诸川西特别是成都都江堰灌区，经济、文化仍然相对落后，基本没有相应的史料留传下来，惟见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：  

江阳县有方山兰祠。江中有大阙、小阙。季春，黄龙堆没，阙即平。有富世盐井。又郡下百二十里者，曰伯涂鱼梁，伯氏女为涂氏妇，造此梁。四姓，王、孙、程、郑。八族，又有魏、赵、先、周也。② 

祠是前代供奉、祭祀鬼神或有功、德之人的建筑（殿堂、房舍）。秦代江阳有这样的祠宇，说明社会经济、文化，也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 

船人呼江上石矶为“堆”，黄龙堆，盖即江中矶石；大阙、小阙， 

①（晋）常璩撰，任乃强校注：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卷三《蜀志·江阳郡》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 180 页。 

②（晋）常璩撰，任乃强校注：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卷三《蜀志·江阳郡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 180 页。 

  是乃江中有高与黄龙堆略同的二大石，相对矗立，状如阙门。春来水涨，黄龙堆没入水中，大阙、小阙也就淹没不见了。江中巨石如斯，想见当时还未进行过对于航道的整治和疏凿。 

  富世，本江阳县地，有盐井，北朝周武帝立富世县，唐代改名“富义”。宋代再改“富顺”，划出泸州。“井在县西南五十步，（唐代）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，剑南盐井，惟此为大。”①

   任乃强先生以为富世盐井是秦代蜀守“李冰式之陂井（大口井），以盐汗浓，自汉魏即已开采凿。晋代已有富世之名，后周（北朝周）因井以置县，至唐犹大盛，宋代筒井（小口竹筒井）大兴，此井乃废也。”②任先生之所以言“自汉魏即已开采凿”，乃是因为当时湖北张家山汉墓竹简和湖南里耶秦简还未出土，他本人虽然倡言江阳，苻县建设置于秦，但是作为严谨的历史学者，他只能说是“汉魏”。 

  除去规模巨大的盐业，伯涂鱼梁更特别引人注目。“梁”是“桥”的别名。这座伯涂鱼梁，是构筑在江阳县城长江下游岔港上的一段江堤。任乃强先生考证：“伯涂鱼梁别无所见。云‘郡下二百里’，则当在今（长江上的）龙溪口以下，去郡已远而名不泯，必大工程也。大江不能作鱼梁，应是就江水岔港为之。工程不能不大，惟大富室乃能兴工。伯涂其人，盖如（秦代巴蜀巨贾）巴寡妇清之类，以工商业致富之寡妇。非大地主或大奴隶主不能造此鱼梁，且亦不单为取鱼，盖兼为沿江造田或灌溉之用。江水涨落大，虽岔港，亦非有高堤障水即不得（作）为鱼梁也。”③ 

  任先生又曰“郡少儒学而能进入封建社会者，盖当江、洛（沱江） 之会，近盐铁生产之区，人习于工商运输之业，易致巨富，乐得封建秩序而不喜诗书文学之业故也。富至累世，则子弟淫佚自戕，赖妇女持其业，故每每出名寡妇。” ④信哉斯言，千古发人深省。 

①（唐）李吉甫撰、贺次君点校：：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《泸州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 年，第 865 页。 

②（晋）常璩撰，任乃强校注：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卷三《蜀志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182 页。 

③（晋）常璩撰，任乃强校注：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卷三《蜀志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182 页。 

④（晋）常璩撰，任乃强校注：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卷三《蜀志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182 页。

作者简介

  肖大齐，四川合江人。中国楹联学会理事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。四川省文艺促进会、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。四川省作家协会、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建筑工程高级工程师，高级职业经理人，四川省科技技术技能人才。出版（主编）有图书十六部。业余深耕乡土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，擅楹联、文艺及乡土社事题材文论。